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首都文明办联合爱家广播、北京市妇联等机构,策划了“红透半边天--我们身边的女共产党员”系列访谈。访谈选取老、中、青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党员,通过展现先进... 详细>>
主持人:《家里家外》与您同在,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爱家广播的《家里家外》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艳。
仇檀:大家好,我是编辑仇檀,《家里家外》的观察员。
主持人:今天又是周一,又到了我们《家里家外》给您带来的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特别策划“红透半边天”的节目,红透半边天是带您去了解我们身边的优秀女性党员,了解她们的生活,还有她们的故事。
仇檀:没错,作为《家里家外》的观察员,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身边的优秀女党员,就是来自普仁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张霞光张大夫,她是一位有着将近三十年从业经验的医生,同时他还是一个有着近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那么作为一名医生,她曾经参与了几个重大事件中的医疗工作,比如说08年的汶川大地震,还有03年抗击非典,而且在她的从业生涯中,还获得了很多的这种荣誉和称号,比如说她是去年北京市的劳模,02年她是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还曾经获得过两届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v
主持人:是的,你看仇檀介绍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张霞光女士,她获得了很多的荣誉。这些荣誉的背后其实凝聚了张大夫在工作岗位上付出的这些辛勤的劳动,还有她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热爱。今天我们红透半边天节目就邀请到了张霞光张大夫,请她和大家说说她自己的故事,还有她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欢迎张大夫,您好。
张霞光: 大家好。
仇檀: 欢迎张大夫。
主持人: 刚才仇檀在介绍您的经历的时候,一方面介绍了您在从业的生涯当中,经历了我们国家发生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在其中也是发挥了您的专长,比如说您亲生经历过了03年的抗击非典行动,还有包括汶川大地震中的医疗救治工作,我不知道作为咱们医护人员来讲,能亲身参与其中,是不是一件觉得挺光荣的事情?可以值得记上一笔的事情。
张霞光:当然了,这件事情在医务人员的从业经历中,其实给他的锻炼,给他的提高是非常大的,能赶上这种事件,能够亲身地参与,对医务人员来说当然是非常难得的经历。
主持人:是,其实我们说灾难我们都不希望它发生,但是一旦灾难发生了,就的的确确需要我们的医护工作者,需要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冲在第一线去发挥他们的专长。咱们就由近及远地来谈谈,首先来谈一谈08年汶川地震,其实过去三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尤其是亲身经历过的人,那个场景还是历历在目的。在这次的医疗救治当中,您当时是到了震中北川,您在那里觉得当时受灾的人们,他们那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您又做了些什么?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张霞光:我去四川北川的时候,已经不是地震最初的时候,已经是距地震5?12的时候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但是那段时间大部分都在灾民安置点工作。我去到北川的时候,主要去到了擂鼓镇,还有北川的陈家坝,在那个地方我跟灾民直接近距离接触。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可能他们家园的丧失,生活来源的丧失,在他们心目中除了伤病以外,其实心理上的压力对未来的迷茫,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其实更为现实。所以很多灾民到我们这儿来看病,其实他可能是有一些躯体疾病,但是精神上的压抑,精神上的无助,他们这些方面更需要得到你的抚慰。所以我那时候在灾民安置点,对病人的治疗,除了治疗疾病以外,可能说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说一些宽松他们的话,对他们帮助更大。尤其当他们知道你是从北京来的,他们觉得党中央所在地的医务人员,可能带来的是中央对他们的关心。其实他们那时候更希望得到是这些信息。
仇檀:而且据我了解,张大夫是在08年的6月10号从北京出发,到了北川,刚才张大夫也介绍了,擂鼓镇是我们当时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震中地区,而且当时咱们北京也是派出了很多批的医务人员,分批分期的过去,张大夫当时是第十批医疗队到了灾区。
张霞光:对,当时北京市分批分期派到医疗队,地震第二天北京市就曾经组织过医疗队到前头去救助,那时候我们医院也有大夫去参加,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医院所有医务人员都是希望能到前线去,为大家做一些事情。
主持人:您当时的工作状态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是要定点、定时去巡视吗?还是需要再做些什么?
张霞光:灾民安置点,其实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到你的所谓医务室去,但是可能灾民他们没有上下班的时间,尤其当我们医疗队在那儿的时候,晚上有时候也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我说有些灾民心理上有些障碍,稍微有一点情绪上的诱因,他可能出现一些应急情况。我们曾经碰到灾民喝敌敌畏,喝了敌敌畏,当时我们医疗队的同志拿得最原始的东西,大的注射器来洗胃,给他洗完胃以后,及时转运出去,这个病人得到救治。比如说在夜里头,有一个灾民去敲你的门,告诉你我老婆要孩子了,我们医疗队的妇产科大夫和护士长马上赶到了他的帐篷里头,亲自给他接生了孩子。说句实在话,这个灾民不仅感激医疗队,碰到别的灾民以后,特别自豪地说,我的孩子是北京医生给接生的,灾民安置点出现这些情况,也是我们晚上不工作的时候经常遇到的事情。
主持人:有很多的突发事件需要应急的。其实听您的描述我能感受到,在当时那个状况下,其实很多灾民是把我们北京去的医务人员,真的是看作白衣天使,真的是看作亲人、看作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感触、特别感动的事情。
张霞光:其实我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原来咱们都是在各种场合下飘国旗,但是那个时候在灾民安置点里头,国旗和党旗是并列的,而且好些人在各种场合你看到不同的人都带着党徽,他们那时候所有共产党员是挂着牌出来的。当时我看到他们陈家坝乡的医务人员,他给我们带到了当时最初的抢救现场,那时候的抢救现场,你从地上遗失的鞋子上能看到,当时受灾的人是非常多的,而且很匆忙的。但是当地的医务人员也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冲到最前头,那时候我很感动,其实我觉得最不容易的也是当地的医务人员,在自己家受难的时候也冲到前头去救老百姓,我觉得很感动。
仇檀:其实张大夫她一直在说其他的医务人员做了什么很感动,其实张大夫也是这些医务人员的一个代表了。
主持人:对,其实您和您的同事们都是在舍小家为大家。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可能并不是每一个北京人都到过汶川的现场,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关于03年的那场非典,突如其来的非典,那可是我们北京人每个人都亲身经历的。
张霞光: 我就感同身受啊。
主持人:对,当时给我的感觉,最初的时候特别慌张,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想问问张大夫您当初,就说您现在回想起非典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这种记忆犹新的感觉,您当时在那个时候又做了哪些工作?
张霞光:非典给北京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其实在非典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医务人员比较敏感,在广东刚开始有一些信息,实际上我们那时候就是得到了广东传来的一些片段信息,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发的,可能还诊断不清楚的传染病,它有一些危险。在北京出现这种爆发以后,其实我知道那时候是最需要医务人员的,可能我没想到害怕,因为这是我们的职业习惯。第二个,我们都希望能到非典一线,因为我是搞重症医学的,当时非典肯定是特别需要这种医生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第一个当时崇文区非典病人比较少,而且非典定点医院没有在我们这边,但是我们也是很多医务人员零散接触了这些病人。 那时候我们要求所有的医务人员,接触病人之前都要培训。那个时候所以我在医院主要是为这些医务人员做培训,包括医务人员,包括后勤人员。医务人员要教他们怎么去诊治这些疾病,怎么去防护这些疾病,那时候后勤人员更多是要求他们怎么学会防护。可能医务人员相对来说有一些医学常识,对这些不太恐怖。但是有些不太了解的后勤人员,他们可能对这个病还是有些恐惧。那时候我记得每星期都要举行好几次全院各方面的培训,我主要抓这些培训的工作。
仇檀:当时非典不仅是对大众来说是一个未知的疾病,对很多医务人员来说,可能也是可能刚刚接触的一种新型疾病,所以当时像张大夫说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培训培训,医务人员也要在学习中,再转过来去救治这些被感染的病人,所以培训工作也是当时非常重点的一个工作。
主持人:像我们普通人在了解当时很多情况的时候,都是通过电视,通过媒体,比如说有最新的报道可以看到在治疗室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这些医务人员都是冲在最前线的,他们接触到的这种病患的痛苦,比如说要上呼吸机,可能有个别救治不过来的病人,最终很遗憾地离开了。面对这样的灾难,或者这种分离的痛苦,您觉得咱们医务人员在中间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角色?
张霞光:碰见这种情况我真的觉得医务人员可能想不到什么别的,想到的话你是职责,一定要救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尽自己的努力去救这些老百姓。其实我是搞重症医学的,我经常能面对危重病人,甚至病人临终前这种情况。当然一个病人去世可能会给我心理上一些影响。但是病人如果在我救治之下成活的话,我觉得更是欣慰。大多数病人还是救治成活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更有欣慰感。
主持人: 能够救人,这也是医生的职业特别光荣的一面。
主持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里家外》给您带来的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特别策划“红透半边天”,我身边的优秀女性党员访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做客的是来自普仁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张霞光大夫,正在和大家聊聊她的故事。 刚才张大夫给我们讲了讲她曾经参加过的抗击非典的工作,还有包括汶川地震时候她在现场的一些经历,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她的日常生活,因为这可能是张大夫每天都在经历的。在介绍的时候,知道您是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重症医学科和其他科室有什么特点?
张霞光:重症医学科是一个新型的学科,它是所有的危重病人集中在一起,用一些高技术的手段监测,高技术的仪器来救治,使得他在生命最垂危的时候,给予他一些生命的支持,使他的生命得到延缓,原发病得到治疗。所以那时候我们接触的各种病人,可能有内科病人,有外科病人,有心脏的病人,有呼吸的病人,但是他们到最重的时候都要进到重症医学科,在重症医学科得到生命的支持,然后转危为安以后再到其他的科室继续治疗原发病。
仇檀:可不可以说咱们重症医学科,您这儿都是生死攸关的事?
张霞光:应该是这样的。
仇檀:每天可能面临这种生死一线间的这种抉择或者是这种可能性。
张霞光:太对了。
主持人:这么听起来它应该也有很多不确定性很大的变化,比如会有很多突发状况,需不需要医生要,比如一天二十四小时在这儿盯着,以防他有一些什么变化,您的这个工作时长最长大概要达到多少小时?
张霞光:在我们这儿的病人,他要有危险的话周围大夫就不能离开,像我们的工作,要是连续工作三十几个小时可能也比较常见。
主持人:三十多个小时,一天还要多,可能快两天的时间了。
张霞光:对,我们曾经收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到我们医院来了以后,他实际上是低血糖昏迷,可是他的心脏病原来并不重,进到我们病房以后就频繁出现心率失常,心率失常动不动就室颤室速,每一次如果不及时除颤,这个病人随时都要。
仇檀:心脏就停止跳动了。
张霞光:像我们那天一夜二十四小时给他除了三十多次颤,但是每次除颤回来以后病人心率又特别慢,最慢的时候心率不足三十次。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马上就得随时在床旁给他安装临时起搏器,安装完临时起搏器以后再用药物,再去巩固他的生命,最终三十几个小时以后病人心率才平稳的。当然这个病人最终能救治成活。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很多大夫脑子里头就是看到他室颤马上除颤,在这期间怎么用药,怎么尽快第一时间给安装临时起搏器。我觉得,真的,回想起来的话,那也像一场战斗。
主持人:是,你看三十多个小时,而且这种状态,这个神经都是紧绷的,这样听起来工作强度很大,听起来我们这个病人虽然救过来了,但是我们医生的身体老这么干能吃得消吗?
张霞光:可能习惯了,我觉得三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基本上我们能盯下来。
主持人:基本上没问题。
仇檀:这么多年已经练就了非常钢铁般的这种素质,但是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出来的。
主持人:对,我们有的时候总在想说,我们病人有多么多么难,比如说是排队要等候,但其实我们很多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工作状态就是,手术台上,或者在工作过程中一站,或者神经一绷就是几十个小时,这可能是我们常人所体会不到的。家里人呢?家里人对您的这个工作了解吗?支持吗?您爱人是干吗的?
张霞光:我爱人虽然是学医的,但是他是搞基础医学的,他可能对临床医学并不了解,但是他很支持我的工作,也知道我在外头工作非常紧张,所以家里头很多事情,我觉得他承担得很多。
主持人:家务可能爱人分担得更多一些,但是您的这个工作性质好像没时没点,这方面他会不会有不高兴的时候,半夜睡着觉你就得走。
张霞光:他已经习惯了,我们五点钟下班,我要是七点之前到家,他都会觉得,你今天怎么下班回家这么早?
主持人:不正常。
张霞光:不太正常。八九点钟到家是常事,夜里头被叫去,到医院去抢救危重病人也是常事,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他并不放心我一个人出来,两三点钟经常开车有时候给我送到医院。
仇檀:就是夜里两三点钟。
张霞光:对,夜里两三点钟,他要开车送我到医院去。因为我夜里两三点钟,我从来没有让医院的车来接我,一有电话,一有重病人,我马上赶到医院去,他就第一时间给我送过去。
主持人:变成司机了。
仇檀:张大夫不仅把自己全部的心血、身心扑在医疗岗位上,连老公都搭进去了。
主持人:是,也是体现了他对您的工作的支持,还有对您的一份爱。您看平时工作的状态是这样的,而且您也讲了,爱人还是挺支持的,家里现在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比如工作的时候特别挂念的,特别放心不下的有吗?
张霞光:其实我觉得我挺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父母现在都是八十岁的人了,他们对我的支持也是很大的,我记得我在汶川的时候,去之前他们不知道,当时我在四川的时候接到他们的电话,他随便跟我聊别的电话,以为我还在北京呢,我也没再告诉他。可是当他从别的途径知道我到四川以后,我父亲他学会发短信,天天给我发短信,原来他根本不会发短信,那时候给我了很大的支持。我回来以后,他什么都没说,其实他知道,那时候我想他会对我很担心的,可是什么也没说。我父母家里头的事基本上从来不找我,我可能有的时候很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都不回家一趟,他们从来没为这事找过我。所以我觉得,如果将来以后我要有时间的话,我一定抽出时间多陪陪他们。
主持人:张大夫工作这么忙,但还是时时把父母都放在心上的,有时间有机会多多陪他们,今天您讲到北川的故事的时候,也一直提到很多当地的医护人员他们都挂着我们的党徽,您也是一名老党员了,党龄有将近二十年了,您自己是怎么看待党员的这个身份?
张霞光:可能平时工作中,可能不是觉得把党员老放在第一,实际上你的骨子里头,你的心里上永远记得你应该是一个最先进的代表,你从各方面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可能我老说,现在讲究奉献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作为一个党员你绝对不能斤斤计较,你一定要讲究奉献,我刚才跟你说过,我可能有一些荣誉,但是其实我更看重我在义务服务方面得到的荣誉。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民间组织叫爱心医疗,他那时候跟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合作,我跟他们一起到过最边远的山区进行义诊,我去的是云南巧家县,别说北京来大夫,就连昆明大夫都没怎么见过。那时候我们去了以后他们特别感动,我是利用自己的时间去了。我利用自己的时间到过巧家县,到过济宁县,到过河北的一些地方去义诊,真的,我觉得我有时候用自己的行动去回报社会,这个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应该做的。所以有一年我被评为爱心医疗的十大爱心志愿者,其实就给了我一个非常简陋的奖章,我觉得特别看重这个荣誉。
主持人:是,这些荣誉背后可能更多的,您说了,没有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党员,但是做的那些事情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是发自内心的。而且也因为您的这些行为,这些举动,所以获得了这么多的荣誉,其实今天从张大夫自己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属于他们的辛苦,还有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所谓的这种奉献精神,其实我觉得可能就像张大夫说的,对您而言,成功救治一个病人,那种欣慰感比给您多少荣誉都重要。
张霞光:没错。
主持人:谢谢您。
仇檀:谢谢张大夫。
主持人:感谢您收听由张艳、仇檀给您带来的这一期的《家里家外》,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爱家广播稍候的精彩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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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檀:大家好,我是编辑仇檀,《家里家外》的观察员。
主持人:今天又是周一,又到了我们《家里家外》给您带来的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特别策划“红透半边天”的节目,红透半边天是带您去了解我们身边的优秀女性党员,了解她们的生活,还有她们的故事。
仇檀:没错,作为《家里家外》的观察员,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身边的优秀女党员,就是来自普仁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张霞光张大夫,她是一位有着将近三十年从业经验的医生,同时他还是一个有着近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那么作为一名医生,她曾经参与了几个重大事件中的医疗工作,比如说08年的汶川大地震,还有03年抗击非典,而且在她的从业生涯中,还获得了很多的这种荣誉和称号,比如说她是去年北京市的劳模,02年她是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还曾经获得过两届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v
主持人:是的,你看仇檀介绍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张霞光女士,她获得了很多的荣誉。这些荣誉的背后其实凝聚了张大夫在工作岗位上付出的这些辛勤的劳动,还有她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热爱。今天我们红透半边天节目就邀请到了张霞光张大夫,请她和大家说说她自己的故事,还有她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欢迎张大夫,您好。
张霞光: 大家好。
仇檀: 欢迎张大夫。
主持人: 刚才仇檀在介绍您的经历的时候,一方面介绍了您在从业的生涯当中,经历了我们国家发生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在其中也是发挥了您的专长,比如说您亲生经历过了03年的抗击非典行动,还有包括汶川大地震中的医疗救治工作,我不知道作为咱们医护人员来讲,能亲身参与其中,是不是一件觉得挺光荣的事情?可以值得记上一笔的事情。
张霞光:当然了,这件事情在医务人员的从业经历中,其实给他的锻炼,给他的提高是非常大的,能赶上这种事件,能够亲身地参与,对医务人员来说当然是非常难得的经历。
主持人:是,其实我们说灾难我们都不希望它发生,但是一旦灾难发生了,就的的确确需要我们的医护工作者,需要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冲在第一线去发挥他们的专长。咱们就由近及远地来谈谈,首先来谈一谈08年汶川地震,其实过去三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尤其是亲身经历过的人,那个场景还是历历在目的。在这次的医疗救治当中,您当时是到了震中北川,您在那里觉得当时受灾的人们,他们那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您又做了些什么?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张霞光:我去四川北川的时候,已经不是地震最初的时候,已经是距地震5?12的时候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但是那段时间大部分都在灾民安置点工作。我去到北川的时候,主要去到了擂鼓镇,还有北川的陈家坝,在那个地方我跟灾民直接近距离接触。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可能他们家园的丧失,生活来源的丧失,在他们心目中除了伤病以外,其实心理上的压力对未来的迷茫,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其实更为现实。所以很多灾民到我们这儿来看病,其实他可能是有一些躯体疾病,但是精神上的压抑,精神上的无助,他们这些方面更需要得到你的抚慰。所以我那时候在灾民安置点,对病人的治疗,除了治疗疾病以外,可能说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说一些宽松他们的话,对他们帮助更大。尤其当他们知道你是从北京来的,他们觉得党中央所在地的医务人员,可能带来的是中央对他们的关心。其实他们那时候更希望得到是这些信息。
仇檀:而且据我了解,张大夫是在08年的6月10号从北京出发,到了北川,刚才张大夫也介绍了,擂鼓镇是我们当时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震中地区,而且当时咱们北京也是派出了很多批的医务人员,分批分期的过去,张大夫当时是第十批医疗队到了灾区。
张霞光:对,当时北京市分批分期派到医疗队,地震第二天北京市就曾经组织过医疗队到前头去救助,那时候我们医院也有大夫去参加,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医院所有医务人员都是希望能到前线去,为大家做一些事情。
主持人:您当时的工作状态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是要定点、定时去巡视吗?还是需要再做些什么?
张霞光:灾民安置点,其实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到你的所谓医务室去,但是可能灾民他们没有上下班的时间,尤其当我们医疗队在那儿的时候,晚上有时候也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我说有些灾民心理上有些障碍,稍微有一点情绪上的诱因,他可能出现一些应急情况。我们曾经碰到灾民喝敌敌畏,喝了敌敌畏,当时我们医疗队的同志拿得最原始的东西,大的注射器来洗胃,给他洗完胃以后,及时转运出去,这个病人得到救治。比如说在夜里头,有一个灾民去敲你的门,告诉你我老婆要孩子了,我们医疗队的妇产科大夫和护士长马上赶到了他的帐篷里头,亲自给他接生了孩子。说句实在话,这个灾民不仅感激医疗队,碰到别的灾民以后,特别自豪地说,我的孩子是北京医生给接生的,灾民安置点出现这些情况,也是我们晚上不工作的时候经常遇到的事情。
主持人:有很多的突发事件需要应急的。其实听您的描述我能感受到,在当时那个状况下,其实很多灾民是把我们北京去的医务人员,真的是看作白衣天使,真的是看作亲人、看作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感触、特别感动的事情。
张霞光:其实我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原来咱们都是在各种场合下飘国旗,但是那个时候在灾民安置点里头,国旗和党旗是并列的,而且好些人在各种场合你看到不同的人都带着党徽,他们那时候所有共产党员是挂着牌出来的。当时我看到他们陈家坝乡的医务人员,他给我们带到了当时最初的抢救现场,那时候的抢救现场,你从地上遗失的鞋子上能看到,当时受灾的人是非常多的,而且很匆忙的。但是当地的医务人员也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冲到最前头,那时候我很感动,其实我觉得最不容易的也是当地的医务人员,在自己家受难的时候也冲到前头去救老百姓,我觉得很感动。
仇檀:其实张大夫她一直在说其他的医务人员做了什么很感动,其实张大夫也是这些医务人员的一个代表了。
主持人:对,其实您和您的同事们都是在舍小家为大家。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可能并不是每一个北京人都到过汶川的现场,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关于03年的那场非典,突如其来的非典,那可是我们北京人每个人都亲身经历的。
张霞光: 我就感同身受啊。
主持人:对,当时给我的感觉,最初的时候特别慌张,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想问问张大夫您当初,就说您现在回想起非典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这种记忆犹新的感觉,您当时在那个时候又做了哪些工作?
张霞光:非典给北京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其实在非典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医务人员比较敏感,在广东刚开始有一些信息,实际上我们那时候就是得到了广东传来的一些片段信息,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发的,可能还诊断不清楚的传染病,它有一些危险。在北京出现这种爆发以后,其实我知道那时候是最需要医务人员的,可能我没想到害怕,因为这是我们的职业习惯。第二个,我们都希望能到非典一线,因为我是搞重症医学的,当时非典肯定是特别需要这种医生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第一个当时崇文区非典病人比较少,而且非典定点医院没有在我们这边,但是我们也是很多医务人员零散接触了这些病人。 那时候我们要求所有的医务人员,接触病人之前都要培训。那个时候所以我在医院主要是为这些医务人员做培训,包括医务人员,包括后勤人员。医务人员要教他们怎么去诊治这些疾病,怎么去防护这些疾病,那时候后勤人员更多是要求他们怎么学会防护。可能医务人员相对来说有一些医学常识,对这些不太恐怖。但是有些不太了解的后勤人员,他们可能对这个病还是有些恐惧。那时候我记得每星期都要举行好几次全院各方面的培训,我主要抓这些培训的工作。
仇檀:当时非典不仅是对大众来说是一个未知的疾病,对很多医务人员来说,可能也是可能刚刚接触的一种新型疾病,所以当时像张大夫说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培训培训,医务人员也要在学习中,再转过来去救治这些被感染的病人,所以培训工作也是当时非常重点的一个工作。
主持人:像我们普通人在了解当时很多情况的时候,都是通过电视,通过媒体,比如说有最新的报道可以看到在治疗室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这些医务人员都是冲在最前线的,他们接触到的这种病患的痛苦,比如说要上呼吸机,可能有个别救治不过来的病人,最终很遗憾地离开了。面对这样的灾难,或者这种分离的痛苦,您觉得咱们医务人员在中间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角色?
张霞光:碰见这种情况我真的觉得医务人员可能想不到什么别的,想到的话你是职责,一定要救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尽自己的努力去救这些老百姓。其实我是搞重症医学的,我经常能面对危重病人,甚至病人临终前这种情况。当然一个病人去世可能会给我心理上一些影响。但是病人如果在我救治之下成活的话,我觉得更是欣慰。大多数病人还是救治成活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更有欣慰感。
主持人: 能够救人,这也是医生的职业特别光荣的一面。
主持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里家外》给您带来的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特别策划“红透半边天”,我身边的优秀女性党员访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做客的是来自普仁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张霞光大夫,正在和大家聊聊她的故事。 刚才张大夫给我们讲了讲她曾经参加过的抗击非典的工作,还有包括汶川地震时候她在现场的一些经历,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她的日常生活,因为这可能是张大夫每天都在经历的。在介绍的时候,知道您是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重症医学科和其他科室有什么特点?
张霞光:重症医学科是一个新型的学科,它是所有的危重病人集中在一起,用一些高技术的手段监测,高技术的仪器来救治,使得他在生命最垂危的时候,给予他一些生命的支持,使他的生命得到延缓,原发病得到治疗。所以那时候我们接触的各种病人,可能有内科病人,有外科病人,有心脏的病人,有呼吸的病人,但是他们到最重的时候都要进到重症医学科,在重症医学科得到生命的支持,然后转危为安以后再到其他的科室继续治疗原发病。
仇檀:可不可以说咱们重症医学科,您这儿都是生死攸关的事?
张霞光:应该是这样的。
仇檀:每天可能面临这种生死一线间的这种抉择或者是这种可能性。
张霞光:太对了。
主持人:这么听起来它应该也有很多不确定性很大的变化,比如会有很多突发状况,需不需要医生要,比如一天二十四小时在这儿盯着,以防他有一些什么变化,您的这个工作时长最长大概要达到多少小时?
张霞光:在我们这儿的病人,他要有危险的话周围大夫就不能离开,像我们的工作,要是连续工作三十几个小时可能也比较常见。
主持人:三十多个小时,一天还要多,可能快两天的时间了。
张霞光:对,我们曾经收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到我们医院来了以后,他实际上是低血糖昏迷,可是他的心脏病原来并不重,进到我们病房以后就频繁出现心率失常,心率失常动不动就室颤室速,每一次如果不及时除颤,这个病人随时都要。
仇檀:心脏就停止跳动了。
张霞光:像我们那天一夜二十四小时给他除了三十多次颤,但是每次除颤回来以后病人心率又特别慢,最慢的时候心率不足三十次。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马上就得随时在床旁给他安装临时起搏器,安装完临时起搏器以后再用药物,再去巩固他的生命,最终三十几个小时以后病人心率才平稳的。当然这个病人最终能救治成活。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很多大夫脑子里头就是看到他室颤马上除颤,在这期间怎么用药,怎么尽快第一时间给安装临时起搏器。我觉得,真的,回想起来的话,那也像一场战斗。
主持人:是,你看三十多个小时,而且这种状态,这个神经都是紧绷的,这样听起来工作强度很大,听起来我们这个病人虽然救过来了,但是我们医生的身体老这么干能吃得消吗?
张霞光:可能习惯了,我觉得三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基本上我们能盯下来。
主持人:基本上没问题。
仇檀:这么多年已经练就了非常钢铁般的这种素质,但是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出来的。
主持人:对,我们有的时候总在想说,我们病人有多么多么难,比如说是排队要等候,但其实我们很多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工作状态就是,手术台上,或者在工作过程中一站,或者神经一绷就是几十个小时,这可能是我们常人所体会不到的。家里人呢?家里人对您的这个工作了解吗?支持吗?您爱人是干吗的?
张霞光:我爱人虽然是学医的,但是他是搞基础医学的,他可能对临床医学并不了解,但是他很支持我的工作,也知道我在外头工作非常紧张,所以家里头很多事情,我觉得他承担得很多。
主持人:家务可能爱人分担得更多一些,但是您的这个工作性质好像没时没点,这方面他会不会有不高兴的时候,半夜睡着觉你就得走。
张霞光:他已经习惯了,我们五点钟下班,我要是七点之前到家,他都会觉得,你今天怎么下班回家这么早?
主持人:不正常。
张霞光:不太正常。八九点钟到家是常事,夜里头被叫去,到医院去抢救危重病人也是常事,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他并不放心我一个人出来,两三点钟经常开车有时候给我送到医院。
仇檀:就是夜里两三点钟。
张霞光:对,夜里两三点钟,他要开车送我到医院去。因为我夜里两三点钟,我从来没有让医院的车来接我,一有电话,一有重病人,我马上赶到医院去,他就第一时间给我送过去。
主持人:变成司机了。
仇檀:张大夫不仅把自己全部的心血、身心扑在医疗岗位上,连老公都搭进去了。
主持人:是,也是体现了他对您的工作的支持,还有对您的一份爱。您看平时工作的状态是这样的,而且您也讲了,爱人还是挺支持的,家里现在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比如工作的时候特别挂念的,特别放心不下的有吗?
张霞光:其实我觉得我挺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父母现在都是八十岁的人了,他们对我的支持也是很大的,我记得我在汶川的时候,去之前他们不知道,当时我在四川的时候接到他们的电话,他随便跟我聊别的电话,以为我还在北京呢,我也没再告诉他。可是当他从别的途径知道我到四川以后,我父亲他学会发短信,天天给我发短信,原来他根本不会发短信,那时候给我了很大的支持。我回来以后,他什么都没说,其实他知道,那时候我想他会对我很担心的,可是什么也没说。我父母家里头的事基本上从来不找我,我可能有的时候很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都不回家一趟,他们从来没为这事找过我。所以我觉得,如果将来以后我要有时间的话,我一定抽出时间多陪陪他们。
主持人:张大夫工作这么忙,但还是时时把父母都放在心上的,有时间有机会多多陪他们,今天您讲到北川的故事的时候,也一直提到很多当地的医护人员他们都挂着我们的党徽,您也是一名老党员了,党龄有将近二十年了,您自己是怎么看待党员的这个身份?
张霞光:可能平时工作中,可能不是觉得把党员老放在第一,实际上你的骨子里头,你的心里上永远记得你应该是一个最先进的代表,你从各方面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可能我老说,现在讲究奉献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作为一个党员你绝对不能斤斤计较,你一定要讲究奉献,我刚才跟你说过,我可能有一些荣誉,但是其实我更看重我在义务服务方面得到的荣誉。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民间组织叫爱心医疗,他那时候跟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合作,我跟他们一起到过最边远的山区进行义诊,我去的是云南巧家县,别说北京来大夫,就连昆明大夫都没怎么见过。那时候我们去了以后他们特别感动,我是利用自己的时间去了。我利用自己的时间到过巧家县,到过济宁县,到过河北的一些地方去义诊,真的,我觉得我有时候用自己的行动去回报社会,这个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应该做的。所以有一年我被评为爱心医疗的十大爱心志愿者,其实就给了我一个非常简陋的奖章,我觉得特别看重这个荣誉。
主持人:是,这些荣誉背后可能更多的,您说了,没有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党员,但是做的那些事情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是发自内心的。而且也因为您的这些行为,这些举动,所以获得了这么多的荣誉,其实今天从张大夫自己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属于他们的辛苦,还有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所谓的这种奉献精神,其实我觉得可能就像张大夫说的,对您而言,成功救治一个病人,那种欣慰感比给您多少荣誉都重要。
张霞光:没错。
主持人:谢谢您。
仇檀:谢谢张大夫。
主持人:感谢您收听由张艳、仇檀给您带来的这一期的《家里家外》,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爱家广播稍候的精彩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