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维：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说那过去的事》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维。今年84岁的徐忠吉奶奶老家是在山东省沂蒙山区。
徐忠吉：山东口音改不掉，我喜欢吃山东大煎饼。
马维：大葱大蒜蘸大酱。
徐忠吉：大葱在南方待时间长了，孩子们都不吃，我就改过来不吃。
马维：虽然老人已是满头白发，但是说话口音，生活习惯基本没变。
徐忠吉：喜欢吃山东那个小豆腐。小豆腐就是黄豆磨了以后搁上菜，那菜是开水焯了的，又是青菜，又是叶菜，有柳树叶什么的。
马维：听众朋友，沂蒙山区是一个全国文明的革命老区，很多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都有过描写。比如沂蒙六姐妹、红嫂等。徐奶奶当年在老家时，她当过儿童团长，妇救会主任。虽然这段经历距离现在已经是六七十年了，但是老人回忆起来仍很真切，在今天《说那过去的事》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跟随徐奶奶的讲述，共同去感受，一位经历过风雨的老人的情怀。
徐忠吉：沂蒙山区有好多县，我们那个叫沂水县，沂水县是沂蒙山区的中心。
马维：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徐忠吉：这个地方也是兵点必夺之地，也可以说是河流纵横，山带起伏、有山有水，有平原。
马维：它基本上是属于山区。
徐忠吉：山区，但是我们是山区的平原，说这个地方老百姓过去在战前比较富饶，在山区的平原土地非常肥沃，种什么长什么。
马维：听徐奶奶讲，在抗日战争期间，沂水县四分之一的人都参加过打仗，其中死亡有三万多人，所以有句话说“沂蒙山每一个山头都有军民的鲜血，每一条河流，都有军民的汗水”。
徐忠吉：1940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好像有个总队。
马维：师长是谁。
徐忠吉：政委是罗荣桓。我们那时候听说（咦，我说来了）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马维：心里就踏实了。
徐忠吉：来了以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那时候我是儿童团长。
马维：您当儿童团长的时候您都做过什么。
徐忠吉：儿童团长的事挺多的，站岗、查路条、捉汉奸，这是一个。第二个是送情报，那时候消息不像现在，没电话，也没手机；再一个就是救治伤员，还有拥军去抗属做好事，因为抗属很多，死的就是烈属，帮他们做点事，还有百姓学习，学文化，学唱歌，可忙活了，而且死亡率也很高的。
马维：很危险？
徐忠吉：那时候群众团体，死亡率挺高的。
马维：儿童团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徐忠吉：鬼子来了以后，就像电影里边说的一样，那都小孩逮着拷打，逼迫，很厉害的。
马维：就如我们熟悉的《小兵张嘎》。
[短片回放] 马维：您当时有被抓住过吗？您遇到过什么危险吗？
徐忠吉：因为我们那个村是个保留村，就是根据地，区县领导各方面工会联系比较多，群众基础也比较好，抗议救国组织比较健全，我就见到过三次鬼子。
马维：您在什么情形下见过鬼子。
徐忠吉：我一个是在1939年，他搞了个大扫荡，五万人大扫荡，他的战略是铁壁合围，拦网扫荡；还有一次是我生天花，那次很危险。
马维：您得病了，得天花了。
徐忠吉：日本对这传染病是很残酷的，因为脸上没有，他看不出来，只是发高烧，他看不出来，看出来以后就把人烧了。有天花，就有传染病，消毒，因为他是过路。
马维：他到您家看到您了。
徐忠吉：在山上，也还不是太低，那时候有老人，说她病了，感冒发烧。
马维：您刚才说作为儿童团团长，您还唱歌来着。
徐忠吉：唱，我是我们那个啦啦队都有名的，我挺活跃的。“老乡们起来啊，准备反扫荡，鬼子们的扫荡较前更凶狠，更加猖狂，他们实行袭击，实行抢光杀光烧光，三步合计来扫荡。老乡的血仇恨不断的增长，老乡，老乡，我们活跃的敌后方，我们活跃的敌后方准备反扫荡，吹条破路，断桥梁，斩断敌人的封锁线，走出东原反扫荡，老乡，老乡，准备要反扫荡”（唱）。这我当时给共产党唱的。
马维：挺好，这词这么多年您都记着呢？
徐忠吉：我小的时候都记得。
马维：刚才您还讲啦啦队。
徐忠吉：我们东边一个村叫坡庄，坡庄来一个，叫你唱，你就唱，不要扭扭捏捏装姑娘。特活跃，部队文化干事都觉得我挺难缠的，一个他们部队来了以后，就跟着屁股后头，你教教我唱歌，不教会不成，粘糊人家。还有一个要教他们唱。
马维：您当时嗓门特大吧？
徐忠吉：我现在嗓门也大，我孩子说你别那么大嗓门，你看我以后开会，解放战争了，五千人开会没麦克风，就站在一个桌子上说。他们给我起外号“纸糊的驴大嗓门”。纸糊的驴，脖子都在盆包着，纸糊着驴大嗓门，这是一句玩笑话。
马维：徐奶奶，我听说您入党的时间也挺早的。
徐忠吉：现在算我党龄，那是1944年入党的，我实际是1942年入党的。
马维：还提前了两年。
徐忠吉：我母亲是妇救会长，她小脚，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肯吃苦不怕跑路，另外胆子也比较大。我记性比较好，那时候开会布置任务什么的，他们都记不得。还有上党课，一个是进行抗战三个阶段教育；第二个是抗议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第三，革命期间教育。今天晚上讲了以后，明天晚上讨论，讨论记不住，我记性记比较好，我家里我母亲，我哥都是党员，他们坐在土炕上，把我搁在炕里头叫我听，他也听，我也听，我听的多，记得多，白天和他们学习学习，讲课的日子后来发现了，怎么有个孩子在这儿，因为我个很小，说她记性比较好，说后来发展她，发展她，后来那么矮。他说这样吧，对下边做党的工作，报党的组织生活，先不上报，太小了，一看那么小。
马维：您那个时候十几岁？
徐忠吉：14吧，我在上海他们给我起个外号叫录音机。
马维：您的外号真多。
徐忠吉：就是一般讲了以后我都能记个大概。
马维：您能听得懂。
徐忠吉：我还记得讲党的群众路线，打比如讲得很通顺的。好像桃核和桃肉的关系，党组织相比于桃核，群众团体，妇救会、农救会、群救会、儿童团，好比是桃肉，没核不行，没肉也不行，党群关系密切。
马维：就是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桃核和桃肉的关系。
徐忠吉：对，光有核没肉不行，就是鱼水关系。
马维：当时就是这么讲解党的政策。
徐忠吉：举例说的群众路线的重要。
马维：徐奶奶我接着问问您，您什么时候当妇救会的主任？
徐忠吉：我是代理主任，因为我母亲还挂着呢，我跟着我母亲。妇救会组织，这个组织是有会长、副会长、委员，下面分成若干个妇救会小组，小组与小组长，组织很严密的，性质就是抗日救国妇救会，妇救会比别的组织大。
马维：所有的妇女都参加了。
徐忠吉：是，它的任务一个就是动员参军。
马维：动员家属参军。
徐忠吉：动员参军，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夫上战场，但是在妇女里边参军那个时候伤亡率，头一天参军，第二天一个战役就牺牲了，死亡率很高的，条件差，阻力最大的还是妻子和母亲。死亡率高，确实有顾虑，一个是做工作，一个是带头。第二个任务就是救护，抢救救护伤员，那时候也没什么条件，也没有医院，也没有消炎药，也没有止疼药，什么都没有。参军完了回来以后就是护理，流血不止，有的肠子都在外头，挺惨的，没有消毒水，用食盐水，你知道很惨的，往伤口里撒盐，盐本身煞的慌，但是它还消毒，有时候也挺心疼的，你心疼也没办法，要不然发炎。还有止血，止血那时候没有药就有一种野菜，我们叫齐齐菜，那上面有刺，刺儿菜，那个弄碎了以后止血，用嘴巴嚼碎了以后弄上去止血，血流多了不就完了吗。
马维：就涂在伤口上。
徐忠吉：就涂在伤口上，没有纱布，就是用那什么布，消毒都知道，因为这都经过基本的常识教育，都是煮一煮，不管白的蓝的，煮一煮就消毒。
马维：煮一煮。
徐忠吉：用开水煮，救护伤病员妇救会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喂饭，还得想办法给他如何营养吸收的好得快。
马维：我们以前在一些影视剧中也看到了，比如您刚提到喂饭的问题，好像当时有刚生完孩子的妈妈。
徐忠吉：喂奶，红嫂就是，红嫂离我们村40里地，这个红嫂她叫明德英（音）。
[短片回访] 徐忠吉：这个红嫂她是个哑巴，残疾人，很苦的。就住在一个小屋里面，她那个屋不是平屋的，就是用四根柱子撑起来，上面有一个尖顶子，我们加团瓢屋子团起来一个圆的。
马维：屋子很简陋，四根柱子撑起来一个茅棚。
徐忠吉：茅棚上面有一个尖，下雨不撒水。
马维：雨就会顺着边流下去。
徐忠吉：那时候很多，喂小米粥，喂豆腐脑，豆腐含蛋白质比较高，想着法叫他恢复得快，增加体质，这个妇救会可是起了大作用。
徐忠吉：第三，织布纺线，做衣服，做鞋，这是大量的。织布就是先用棉花纺成纱，纺纱一般棉花是很膨胀的，很轻的，一般的一个妇女四天纺一斤，就是抽丝一样的纺，纺完以后就织布。经纬线一拉才一根线，慢慢的织。
马维：经线、纬线。
徐忠吉：很大的工作量，再一个做鞋，鞋穿得厉害，下雨爬山，鞋穿得很厉害，有时候下雨就把鞋帮两半了，泥泞黏，黏以后这个地方就开了。
马维：被泥给沾下去了，那不结实。
徐忠吉：再结实走得多，一天走一百多里，又爬山什么的，泥里水里的。
马维：您会做吗？
徐忠吉：我会，我纺线我还纺得挺快的，我三天纺一斤。
马维：那您比别人少用一天。
徐忠吉：我做事挺麻利的，挺快的。夏天这屁股都生了痤疮。
马维：就是纺纱织布坐的，磨来磨去，生疮了。
徐忠吉：热，出汗，出汗再潮湿，磨来磨去，很苦的。还有做鞋最困难的就是用的麻线，一种植物叫麻，就是搓绳子用的，挺结实的，那鞋底是用那个做的。做的不是这样样子滑，使劲搓，都做得腿都一个毛孔一个血点。
马维：要用小腿肚子外面来搓那个麻线。
徐忠吉：对，搓成一个绳。
马维：把腿都搓伤了，搓出血点来。
徐忠吉：对，一个毛孔一个血点。
马维：还有那个锥子，拉线绳手也会。
徐忠吉：手这里也坏，小拇指容易磨破。得趸紧了才结实。做军衣、军鞋，还做军袜，那时候没有袜子。冬天做袜子，袜子就是白布，底子也弄得很结实。条件好一点以后，山区不是有羊吗？把羊毛捻成线，使羊毛，那个很少了，太奢侈了。再一个任务就是做饭，部队来了，打仗了就是摊煎饼，摊煎饼那个工序也很多的，先上磨磨，小米、高粱、老玉米，各种粮食都有，先泡，泡完了以后再磨，还有推碾子都是人工。
马维：本身泡发了，泡水了，然后磨出浆来。
徐忠吉：就那么摊煎饼。
马维：煎饼就是做出来的。
徐忠吉：煎饼就是做出来的。
马维：摊煎饼那个锅有多大？
徐忠吉：有大有小，一般像这个就是用大一点的，大一点的煎饼大。
马维：直径有半米。
徐忠吉：差不多半米，太大的板米可能有二尺。做的一个东西叫做抡耙，还有一种剐。
马维：不同的手法。
徐忠吉：那个工具叫煎饼耙子。
马维：您那个煎饼做好之后又怎么吃？
徐忠吉：电视里面罗荣桓同志不是说，吃煎饼看报纸，有这么一个插曲。
马维：这怎么会“吃煎饼看报纸”。
徐忠吉：煎饼我们都是叠起来吃的。
马维：叠成一个长方形的方块。
徐忠吉：一包一包的，还有菜，没有炒菜，我就说小豆腐，菜有维生素，豆子有蛋白质，罐子一罐一罐的，要不不好拿。
马维：送给战士吃。
徐忠吉：一包一包吃，等于是战士食堂，送到战场，送到营地，平常驻防就送到营地，打仗送到战场，送到战线，有时候送点咸菜，淹的疙疸，切碎了以后，搁上点葱花一拌，那也很好吃的，那比没有好多了，现在我吃着还挺香的，吃的上就不错了，都吃不上。
马维：我听您讲的是津津有味，很好吃。
徐忠吉：我现在喜欢吃，我那冰箱里还有呢，要不我待会儿拿给你吃。
马维：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说那过去的事》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维。作为一位从抗日战争中走过的老人，徐忠吉奶奶的妈妈始终不能放下对日本人的仇恨感情，那徐老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欢迎您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收听徐忠吉奶奶讲妇救会的故事。好，听众朋友，咱们一会儿见。
（广告） 马维：听众朋友，这里是《说那过去的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马维，徐忠吉奶奶今年84岁，可是说起小时候的事情，老人家讲得井井有条，妇救会的全名是妇女抗日救亡联合会，在沂蒙山革命老区，妇女们不仅要救治伤员，送子、送夫参军，纺纱织布，还要参加劳动生产。
徐忠吉：这一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生产，种地，打粮食，女同志推车子，推那个独轮车，独轮车很难推的，它得找平衡，靠臀部来找平衡，要不然独轮车容易歪，朝哪儿歪你就得朝哪儿转，那个劲就转过来了。推车子，推两大篓子好重好重的，没有别的运输工具，要不就肩挑，都不会。像我们没裹脚的。比如说种了地，耕好了以后上地播种，种上以后为了保持水分，保持湿度得踩一遍，那妇女都是小脚，小脚踩就跟蹄子一样，她这样走，都是这样的。
马维：就像您这样抬起脚尖来。
徐忠吉：脚尖不能朝低的，一踩踩个坑，踩得不匀，踩一步她得踩三步才补上，说妇女生产特苦，还得为部队预备马草马料。
马维：为部队预备马草马料。
徐忠吉：对，它不吃草不吃料怎么行，都得预备。不管人吃的，牲口也得有马草马料，特别是打仗，打仗那时候有个骑兵队，骑兵队就抗战后起来，比较好了，前头还没有。马草就是我们干草，小米把糠去了以后是谷子，谷子的那个草铡碎了，扎的一寸长一寸长，用铡刀把它切碎了，装成袋子，一袋一袋子的。还有拌料，拌料就是黑豆煮熟了。
马维：黑豆，有营养。
徐忠吉：就是，黑豆咱吃了也好。
马维：补肾的。
徐忠吉：有的黑豆里面还搁上点摊子，一种粮食作物，产量很高，很粗糙。
马维：口感不好。
徐忠吉：叫摊子煎饼卷螃夹，又柴又硬，这是笑话。就是说你这个人很厉害，摊子煎饼卷螃夹，又柴又硬的，挺倔的，有个骑兵简直是好家伙，不得了，开始没有，后来后期才有，都是俘虏得的。
马维：都是缴获敌人的。
徐忠吉：对，缴获一匹马，对它可爱护了，因为那是战斗力，跑得快。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教育妇女本身的一些事，比如说重婚纳妾，童养媳，再一个就是缠小脚。发现缠小脚真的千刀万剐，缠小脚把中国一半的人都弄成了残废，都残废了，常年束缚着就血脉不通，就会肌肉萎缩，都肌肉萎缩，凡是小脚的脚脖子都很细很细的，而且是在妇女本身也有压力，唐朝妇女以胖为美，那个时候的妇女以小脚为美，是美的标志。不裹脚嫁不出去，裹成那个脚以后真叫痛苦，我裹过，我说起来真想哭。那真是残酷，除了做家长的工作以外，因为它是美的标志，是多少年留下来的。
马维：她也愿意裹。
徐忠吉：她不愿意裹是不美，嫁不出去。那时候我们裹脚唱一个歌。
马维：叫什么歌？
徐忠吉：是姊妹两个对唱。“叫声我的姐呀，听我把话说，几千年留下的缠脚的习惯，前走走，后倒倒，行走站不稳，你看那大脚的走路多稳当。”妹妹唱的，姐姐接着唱“妹妹你说得对呀，缠脚苦难当，走路和干活都是个没力量”，后头忘了。这都是实话，而且还是很形象的。
马维：那个时候您感到害怕吗？生命老是处于危险之中。
徐忠吉：我这个地方负过一次伤，这个胳膊擦了一下，那是鬼子扫荡，我们上外走转移，转移的时候转移晚了，为了搀伤病员晚了，晚了以后飞机就赶过来扫射，扫射擦了点皮。
马维：飞机在头顶上。
徐忠吉：空中打机关炮。
马维：如果打在别的地方呢？
徐忠吉：那打在别的地方就完了，那机关炮很长的，机关炮的炮弹子弹很长的。
马维：您当时害怕吗？
徐忠吉：后来有点怕，当时好像顾不得。一说好像鬼子进村了，来了以后有些人脸都变色的，着急。一走还得拿着东西，拿着杯子，还得带着吃的，我们百姓平常也得预备下一些煎饼，煎饼干的叫煎饼卷子，干了好放，湿了就坏了，包好了以后来了提溜着就走，谁知道多少天，在外头也得吃。
马维：您觉得您小的时候参加儿童团，参加妇救会做了这么多工作，对您以后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徐忠吉：一个是民族自尊心，抗议战争实际上是一个爱国主义大发展，革命英雄主义大发展，要不然它赢不了胜利，民族自尊心，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包括我母亲在上海的时候，刚开始日本工业展览会，当时比较先进就是一些布，大家都去看。
马维：那是什么时候？
徐忠吉：五几年。
马维：解放以后。
徐忠吉：解放以后。
马维：到日本工业展览会。
徐忠吉：日本工业展览会我去看，我母亲骂我，她说你怎么那么没记性，我看见日本的帽子，耳朵有一个哈达哈达的，我看戴那个哈达帽子，穿那个大皮鞋，我听着心里提溜起来了，我说这不是和平年代嘛，不一样。和平年代不行，一辈子也忘不了。
马维：您跟您妈妈的观点还不太一样。
徐忠吉：我现在老接待代表团，一年来过几次，有的是侵华战争的成员，一直做检讨。
马维：您妈妈后来一直不能原谅是吗？
徐忠吉：不原谅，一直不原谅，因为她走得早，要不然地震咱们支援她，她准反对。
马维：您对这个问题怎么想的。
徐忠吉：一个是国际领导主义，人民和军国主义得分开，那是军国主义发动还是少数的，打仗的他也很苦。那时候在我们街坊去扫荡他们很苦的，我知道鬼子，没吃，我们粮食为什么教育人民战争的，就是不搞“三光”政策。
马维：烧光、杀光、抢光。
徐忠吉：我们也事先经验也对付，我们来个空室清野，就是藏光、运光、搬光、躲光，这都是总结起来了。就是藏光、躲光、搬光，这个搬是怎么着，他扫荡往前赶，利用空隙，他去过的地方他肯定就不去了，就利用这个躲。所以老百姓的办法也挺多的，实践出真智，都是实践总结出来的。
马维：也是斗智斗勇。
徐忠吉：另外他扫荡，我们到后方去，他扫荡，军点那边都出来了，留下的都是残兵败将的。那挺带劲的，我还跟着去过一次，部队不让我去，我硬去的。也是累赘，一个是爱国热情，好奇心。
马维：现在发展了中日友好关系，他们过来办展览，包括后来您提到的，您还接待从日本来的门球代表团。其中您刚才讲到过一些战犯。
徐忠吉：对，他不是战犯，就是参加过侵华战争。
马维：后来您还跟他们有过交流这件事情。
徐忠吉：他们交流完了请我们吃饭，他做反省。吃完了，说完了，站起来给我们鞠个躬。我们说这是过去以往的事，那个时候也不是人民决定的，少数军国主义决定的，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很强的，民族主义很厉害的，能反省觉着还是比较客观的。侵华战争，我们把东西都躲光了，连水都没得喝，我们把水井，水井我们弄好多的柴火躲起来，水井都盖起来，他水都没得喝。
马维：发现不了这水井。
徐忠吉：他找不着水井，没水源，他也是，他就靠老百姓，抢老百姓，老百姓都藏光了，他没有，都躲光了，他没有，他也很难。
马维：具体难到什么程度您见到了吗？
徐忠吉：有一次他没得吃，来我们这儿扫荡，到家里去以后找到花生，他中国话不会说，他知道这是花生以后，就剥花生吃，剥了以后我们以为他吃，剥了以后他弄个袋子装着背着走，背着走细水长流了。他实在是找不着吃的，因为藏光了，所以这个地方，我说抗议战争，农民真出了力。“人人那个都说唉，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唉，好风光；山清那个水秀，多美丽，风吹那个草地见牛羊”。（唱）
马维：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爱家广播《说那过去的事》节目，今天为您讲述的是老妇救会主任徐忠吉奶奶的故事。徐奶奶退休前是一位副局级干部，在北京市妇联工作，退休后她也没闲着，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和体育活动。目前，他是东城区门球运动协会副会长，老人家现在每周还会到地坛公园打门球，并且组织参与门球比赛。徐奶奶的老伴前几年去世了，老伴在退休之前曾任东城区政协主席区委副书记，听徐奶奶讲，两个人虽然性格不一样，但彼此体贴，日子过得简单而温暖。
徐忠吉：我们两个性格，他内向。
马维：您外向？
徐忠吉：我外露，他一直说你脾气那么急，那么好说，粗粗拉拉的，我说没办法了，改不了。好老头，他一袋烟，在这个地方，冬天和小老头晒太阳；夏天，树荫底下乘凉。
马维：去世之前也是住在这儿吗？
徐忠吉：住在这里，我们住得是最差的，东城区盖了好多房子，都搬了。
马维：您老伴也是山东人吗？
徐忠吉：山东人，我们是一个区。我们那个区挺好的，1940年开始评先进支部，我们那个区是先进。
马维：您跟老伴怎么认识的？
徐忠吉：参加工作以后，他是少有文化，那个时候高校毕业在我们那就是秀才了。原来他在下面当秘书，又把他调到地委组织部，我调到地委团委，还是组织介绍的，我们俩性格不大一样，我疯，他老实。
马维：我也是听妇联的负责人特别介绍，说您一直特别倡导简单生活的理念。
徐忠吉：对，我生活特别简单。你看我一般营养品我都不吃，但是我不吃这个我活动，我包括参加公益劳动，我家庭生活很简单，孩子都嫌我吃得不好，都给我买，我那个儿媳妇儿挺孝顺，给我买好的鸡蛋。我自己很简单，我就想我喜欢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喜欢吃就需要，不一定是大鱼大肉，我也不吃肉。一个是不上高的比，另外一个，我觉得喜欢就是需要，我喜欢吃，那煎饼我挺喜欢吃的。还有一个我爱动，劳动本身也是锻炼，我不怵干活，我现在岁数那么大了，照干。
马维：不怵干活，干活还不吸力。
徐忠吉：不吸力，我找保姆我觉得是个负担，我自己爱怎么着怎么着，比较自由，比较方便，而且我吃饭也比较方便，我一个菜一个汤。
马维：您自己做？
徐忠吉：我自己做。
马维：对，您身体很好，自己照顾自己没问题。
徐忠吉：对，他们也知道我不太花钱。上一次我丢了一个月的工资，丢了以后我就说，你们有本事就挣，怎么偷，人家说，这个老太太丢那么多钱，怎么还那么好笑。
马维：您怎么丢的？
徐忠吉：这也是因为公事，我们搞门球全国邀请赛，我们发的规程发多了，超重，超重退回来了，退回来拿工资，在这边银行，从银行里的工资以后，我还用一个草编袋，过去大型的草编袋搁里边，搁里边以后我去贴邮票，就这个工夫给我拿走了。
马维：把您取的工资拿走了。
徐忠吉：还好，我平常都用存折包着，存折在底下，留了50块新票在底下，没拎起来。
马维：丢了一个月工资。
徐忠吉：丢了就丢了，我说怎么着，有本事去挣去，怎么偷，他们说这老太太丢了钱还有点无所谓。
马维：您想得开。
徐忠吉：我想得开，我老丢钱。有时候一装，装错的，装这来了。
马维：装漏了。
徐忠吉：装漏了以后顺着脚跑了，我走路又快，后来也是一个破的，黏黏糊糊的一张钱漏不下去，破了以后脚面子上浮着。你那脚上怎么有钱，我一摸都没了。
马维：不太在意这些。
徐忠吉：不在意。
马维：徐奶奶您看今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您看您党龄都将近70年了，68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您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徐忠吉：我觉着不容易，这么多年，风风雨雨不容易。经过改革开放以后，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地位的提高，我觉着很高兴。从自己讲，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同志，老人84岁了，60多年的党龄算老党员，也算老干部。三老，总归得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
马维：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歌名是《我的家乡沂蒙山》，演唱者是我国著名歌唱家王昆老师，而且这首歌的版本是1964年。也就是您现在正在听到的这个录音是王昆老师在1964年时演唱的录音。到这里，我们今天《说那过去的事》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和您来聊一个关于家庭的话题。因为马上就要到国际家庭日了，在国际家庭日到来之前，我们特别邀请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和我们说一说，在您家里发生过的一些趣事。明天同一时间参与到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广播票友苏京平苏老师，也欢迎大家到时收听，并且参与。再见。